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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塔尔斯基提出逻辑常项（逻辑概念）的变换不变性标准以来，人们相继提出了同构、同态与潜同构等不变性标准。这种考察方式从形式语义学的角度，给出代数刻画，虽然精确但都与人们既有的逻辑概念有明显差异。通过分析弗雷格的论述，可以合理地推断出逻辑常项的本质在于描述真，进而得到弗雷格标准。据此标准有两类逻辑常项，一类以真为描述对象，即真值函项。另一类是以谓述本身为描述对象，且能归约为基本逻辑关系。后者也即量词，...
逻辑教育之所以要推广普及，是因为它关乎我们人之作为理性动物的逻辑思维能力。但公允地讲，逻辑思维训练，并非只有逻辑学课程可以做到。
浙江大学胡龙彪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世纪自然逻辑语义学及其现代重建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4BZX079），最终成果为专著《中世纪逻辑及其现代性》。
形式逻辑一词来自康德。康德对形式与内容的区分影响深远。康德关于形式与内容的区别可以有一种新的解释：所谓形式，指与逻辑常项相关的表达式；所谓内容，指与非逻辑常项相关的表达式。康德在自己的思想中有这样的认识，但没有完全说清楚。日常认识、科学认识的表达是有内容的，哲学认识、逻辑认识的表达也是有内容的。澄清这个问题，逻辑上涉及句法与语义的区别，语言上涉及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区别，以及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
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本质特征和运动规律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必然性”的理论表达，集中表现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历史环节的逻辑关系。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变革历史进程及其发展方向的重要方式，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支点。...
逻辑史研究不同于逻辑的理论创新研究，逻辑的理论创新研究是基于当下世界逻辑发展状况接着讲，而逻辑史研究需要回到历史，走进文本，从逻辑的产生及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展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言说。百年来诸多学者对中国逻辑的探索铸就了不同的中国逻辑史成果，普遍存在着逻辑观与中国逻辑史写作的冲突。笔者基于逻辑学关于论证结构规则之学的观念，提出中国古代逻辑是一种“正名-用名”论证类型。
孟子在诸子百家争鸣辩论中，传承发展墨子逻辑思想，把具有发端意义的中国逻辑学推向前进，是中国逻辑学走向系统总结时期重要的中间环节。孟子阐发逻辑范畴与原理，精义有四：第一，孟子阐明了“辩”范畴与“类”范畴的规定与运用；第二，孟子论述了“故”“理”“法”范畴与理论思维的原理；第三，孟子总结了类比推论的原理并应用于论辩实践；第四，孟子“知言”的两个原理“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可视为中国逻辑语义学的发端...
“两个确立”是体现全党共同意志、反映人民共同心声的重大政治判断，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从理论逻辑来看，“两个确立”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从历史逻辑来看，“两个确立”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深刻经验总结；从实践逻辑来看，“两个确立”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世界古代三大文明体系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知识体系演进，逻辑在各自的知识体系中起到论证与根基作用。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形成了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该专著在肯定因明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意识到了许多因明问题的不明、不清、扑朔迷离多半源于对陈那因明缺少整体把握，犹如“盲人摸象”，很难准确地把握事物的全面和真实情况。因此，系统性的研究就显得格外地重要，而该专著的主要工作或贡献就在于此，它呈现了陈那因明的逻辑思想及其应用的全貌，将近代以来百年陈那因明研究成果、关注点、分歧处等都化解、消融于对陈那因明的系统研究之中。
反事实条件句是语义学上理解倾向性的基本方式。刘易斯基于反事实条件句提出倾向性的语义学经典表达式,受到马丁告密倾向性反例的挑战;刘易斯的改进表达式仍然受到伯德解毒剂反例的威胁。系统论和反馈控制器思想将会提供一个新的解决进路。系统的核心要素与核心结构构成了系统的一阶内在属性,是系统因果性的物质性基础,决定了作为二阶属性的倾向性。刺激、反馈控制器、环境、核心要素、核心结构和反应给出了倾向性的反事实条件句...
浙江大学金立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逻辑视域的论辩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3BZX065），最终成果为专著《非形式逻辑视域下的论辩研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现有专职教师12人。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3人，讲师5人；硕士生导师2人；博士8人。
荷兰Pragma-Dialectics学派的论辩理论在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对Pragma-Dialectics这个词本身的翻译发生了重大变化。Pragma-Dialectics最初传入我国时,被译作“语用-辩证法”,后来出现了“语用论辩术(学)”的译法。两种译法孰优孰劣,关涉不少理论和历史问题,需要辨明。“语用论辩术(学)”的译法有诸多危险:不能保证相关术语翻译的一致性;抹煞了作为一种颇具特...
清华大学-阿姆斯特丹逻辑学联合研究中心2014年度报告。